2009年5月，离毕业典礼还有三个星期，哈佛商学院2009级MBA毕业生周恩赐签署了一份独特的誓言。在这份誓言中他承诺：

“我将以最正直和道德的行为开展我的工作。

我将维护股东、员工、客户和社会的利益。

我将真诚地管理企业，防范因自身狭隘的野心而产生的损害企业和社会的决定和行为。

我将理解和坚持，无论是文字上还是精神上，用法律和契约来管理我自己和企业的行为。

我将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准确诚实地代表企业的业绩和风险。

我将完善自身以及由我监督下的其他管理人员，使我的专业继续发展并促进社会福祉。

我将努力创造全世界可持续的繁荣的经济，社会和环境。

我将与我的同伴们携手并肩，信守誓言。”

商学院的“希波克拉底”誓言

事实上，有50%以上的哈佛商学院2009级毕业生(大约500人)都签署了这份誓言。如此之高的签署率远远超过了发起人的预期。他们最初的设想只是获得100名毕业生的签名。因为此次活动并非由哈佛商学院官方发起，而是由30名2009级毕业生自发组织的。

在起草誓言的过程中，学生们受到了哈佛商学院教授尼汀＆#8226;诺瑞亚和拉凯什＆#8226;库拉纳的支持。这两位著名的商业教育实践者一直希望经理人能像律师和医生一样，有明确的行业规范和道德衡量标准。

公元前4到5世纪，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将确定了医生对病人、社会责任以及医生行为规范的医生誓言形成文字。2400年来，“希波克拉底”誓言逐渐成为西方每一位医学院学生成为医师前必须作出的承诺。

如今哈佛商学院MBA毕业生们正在做着同样的努力，希望为今后的管理生涯确立必要的职业准则和商业价值观。

人们对于MBA誓言的热情让库拉纳教授感到惊讶。到目前为止，已有1522人签署了MBA誓言，他们毕业于各个年份，来自世界各个商学院。但是，发起活动的30位哈佛应届毕业生并不满足。他们正向全世界顶尖商学院的学生们发出邀请，希望这些商学院今后的毕业生也都能接受MBA誓言，共同“开启MBA的新篇章”。

虽然只是口头承诺，但活动发起者之一马克斯威尔＆#8226;安德森仍相信誓言能改变人的生活，增强管理者的道德感，甚至建立新的商业氛围:“我们希望通过誓言提高MBA的可靠性和责任感，并鼓励我们的同学设立更高的道德标准。”

随着金融丑闻一个又一个地被曝光，许多人认为商学院难辞其咎，而哈佛更是成为众矢之的。无论是安然前总裁杰弗里＆#8226;斯克林，还是美林前总裁约翰＆#8226;塞恩，或是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前主席克里斯托弗＆#8226;考克斯，除了都因缺乏商业道德给社会造成重大损失之外，还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

“我们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很难把问题归咎于谁。”活动的另一位发起者，哈佛09级毕业生布莱恩＆#8226;艾略特在接受哈佛校报采访时说，“但是，我相信假如商业领导们能够展现出更多的商业道德，或许我们能在今后避免过去那些因贪婪而产生的错误决策。”

商学院错了吗？

“我在哈佛念书时，学校就有关于商业伦理的课程。”27年前从哈佛商学院毕业的黄连 一直戴着哈佛的毕业戒指，他认为人们对哈佛商学院的指责不可思议，“事情真有那么糟吗？”

情况确实很糟，也绝非几节商业伦理课能够解决问题。

批评家们对于商学院的讨伐之声不绝于耳：商学院对数据的追求使其离实际的商业问题越来越远；商学院的教育方法使学生只会用草率的方法解决复杂的问题；商学院为学生带来的价值仅是一张文凭和一个人际圈子；商学院教给学生一个简单而又扭曲了的目的—股东利益最大化。

而“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商学院如何衡量它的成功”。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组织结构学教授杰弗里＆#8226;普费弗在连续总结商学院问题后最终得出，“商学院最关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提高了学生的收入？我们是否保证每个学生都能找到工作？我们的排名是否上升？”

“商学院的运作和商业一样。”洛桑管理学院MBA市场总监珍妮＆#8226;沙纳对《绿公司》说。于是，学生成了商学院的“顾客”，学生毕业后的薪资与职位成了商学院贩卖的“商品”，在《经济学人》、《金融时报》、《商业周刊》等商业期刊上的排名成了商学院的“市场竞争力”。学生和学校在经济上的成功最终成为衡量商学院成功的标准。

“这种商业化的结果是惊人的。”普费弗进一步指出，“……(急功近利使得)商学院学生的作弊率明显高于其他学院。”调查显示：美国56%的商学院学生在校期间有过作弊行为，而其他学院的比例为47%。

无怪乎有人总结：MBA不仅无用，甚至危险。

被遗忘的理想

这种对商学院的不信任恐怕是世界第一批商学院的创建者们始料不及的。一百多年后，他们为自己和后人所定下的使命非但仍未实现，甚至还有被漠视的危险。

当1881年约瑟夫＆#8226;沃顿建立世界上第一家授予大学文凭的商学院时，他的理想是将商业教育提升到与法律、医学相当的专业教育，并使商学院的毕业生成为“国家的栋梁，无论在私人还是在公共生活中”。

20世纪初，越来越多的商学院在美国各地出现，引发了美国社会关于在大学设立商学院的激烈讨论，而最终人们获得了以下共识：

“如果商学院的目的是培养‘手(技能)’，或者技术人员，或者仅仅是会赚钱的人，那么我们并不需要在大学开办商学院；而如果商学院的目的是培养‘头脑(价值观)’或者是未来商业中的领袖，那么商学院在大学的地位不可动摇。”

拉凯什＆#8226;库拉纳的著作《从高目标到雇佣军：美国商学院的社会转型和管理职业未兑现的期待》展现了商学院发展的过程：20世纪初期，商学院确实曾努力地向学生们输出价值观和行为规则，致力于建立一个专业的群体，就像是法学院和医学院一样。不幸的是，70年代，被GE前总裁杰克＆#8226;韦尔奇称为20世纪最愚蠢发明的“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开始流行，企业的股价成为评定企业成功的唯一标准。

商业社会的改变打断了商学院追求专业，制定行为规范，灌输价值观的理想。

不同的声音

我们希望MBA誓言是商学院回归最初理念的一步。”安德森说，“希望有一天所有的MBA毕业生都会像医学院学生接受‘希波克拉底’誓言一样，接受MBA誓言。”

然而，安德森的愿望并不容易实现，别忘了还有将近50%的哈佛2009级毕业生没有签署这份誓言。

来自中国的哈佛应届毕业生于智博就是反对者之一。他不认为商学院应对金融危机负任何责任。因为，一来道德不端者在商学院毕业生中寥寥无几。任何组织都无法避免出现一两个害群之马。再者，经济衰退每十年一次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规律，无法避免。虽然价值观和道德感在商业中必不可少，但MBA誓言并无实际意义：“这是一个形式上的东西。”

我觉得有经济危机是因为人们没有按照所教的商业惯例去做。商学院有很好的商业案例，能不能学会并实践我们所教的东西就要看学生的本事了。”洛桑管理学院的珍妮＆#8226;沙纳博士也不认为商学院应对金融危机负责。

“当问题发生时，人们总是习惯性地指责他人。”伦敦商学院院长安德鲁＆#8226;里奇尔曼爵士这样评价社会对商学院的职责。他对《绿公司》说：“商学院为学生提供一系列的思想。有些思想甚至互相矛盾，比如长期的和短期的人力资源管理。学生必须自己权衡利弊、进行选择。商学院并不为学生提供一整套商业哲学。商学院是一个学术机构，它具有学术判别力，最好也有高标准的学术严谨度——但除此之外，商学院只是一个聚集了一些有自我见解的教师的地方。”

转折点上

由哈佛MBA誓言所引发的讨论也使人们对于商学院的教育问题更为关注。

事实上，包括哈佛、斯坦福等名校在内的很多商学院已经意识到培养“领导力”比“管理力”更为重要，并纷纷进行课程改革。斯坦福商学院的新任院长加斯＆#8226;塞隆纳更是把培养“有原则”的领袖作为商学院教育的核心。

塞隆纳对《绿公司》说：“今天，我们正处在商学院教育发展的转折点，不仅因为MBA教育在过去的30年已经成熟，也因为近期发生的事件迫使我们重新审视商学院的作用。我们需要一系列的创新。”塞隆纳在斯坦福的创新始于2007年。在新课程计划的设计中，斯坦福特别对机构领导在社会中的责任做出强调。

塞隆纳认为：“仅靠MBA誓言并不能做出改变。但斯坦福改革后的课程《关键分析性思维》和《战略领导》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持续的论坛，并通过艰难困境的实践使学生们深入思考什么样的领导人将成为他们的榜样。”

2008年哈佛商学院百年校庆之际，院长杰＆#8226;莱特预见了一个“新的商业文明”。他向来自世界各地的2000位贵宾做出承诺：商学院，特别是哈佛商学院，将为塑造未来新的管理教育发挥作用，满足新世纪的需求。哈佛商学院也在近年改变了风险管理的教育方式。杰＆#8226;莱特说：“我相信商学院能为当前的经济问题提供一些解决方法……我们将帮助我们的MBA学生看得更深更远，并帮助他们更深刻地理解金融危机。”

“MBA誓言是否能帮助商学院回归最初的使命，商学院的自我调整是否有效，仍待时间的检验。

但我们可以预料如果商学院始终以学生和学校在经济上的成功来评判自己的成功，它将永远走不出被人诟病的困境。

事实上，商学院的创始人约瑟夫＆#8226;沃顿早已对商学院的成功做出定义：“伟大的学校不仅要保持过去值得尊重的标准，也要致力于提供世界进步与正确的需要。”

由此，成功的商学院应该具有两个特质：一、甄选辨别的能力，商学院必须能够判断出“值得尊重的标准”，并加以坚持；二、前瞻引领的能力，商学院必须处于领先的地位，为商业和世界提供前进的动力和保障。